如果说，爱默生是美国文艺复兴的源头的话，美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只历时100多年，它从欧洲文化的一个支脉发轫，继而发展成一个涵盖世界许多角落的文化势力。其生命力在何处？这是使许多文化学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美国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美国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构建了它自己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和哲学的体系。而在这构建的过程中，它汲取了世界诸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的精华。欧洲的政治文化对在美国形成的三权鼎立制衡的模式、美国的人权观念和美国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欧洲的文学对美国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亨利·詹姆斯往来于美国与英国之间，其作品大多以异国为背景，他奠定了美国小说写作的形式。格特鲁德·斯泰因，美国标新立异的现代派小说的鼻祖，长期居住在巴黎，在她周围形成了一批日后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包括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
格什温和伯恩斯坦在西方音乐的基础上，运用美国爵士乐的特点，创作了真正属于美国的音乐，美国音乐向世界敞开大门。在音乐史上令人惊讶的是1968年贝利奥创作的《交响曲》。作品的第3乐章完全采用拼贴技术。它采用了马勒《第二交响曲》的谐谑曲，同时拼贴了巴赫、勋伯格、德彪西、拉维尔、斯特劳斯、柏辽兹、勃拉姆斯、贝尔格、兴德米特、贝多芬、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布莱、施托克豪森、艾甫的作品片断。贝利奥说，这个乐章可以被认为是录在听者心灵上的被发现物的记录。作品有一种超现实的效果。
美国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它对黑人音乐的吸收和融合。黑人音乐使美国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美国黑人的音乐从非洲音乐吸收了不少旋律。非洲类似讲话的音乐传统直接影响了阿姆斯特朗的歌唱。当戴维斯试图将爵士乐和摇滚乐融合在一起，开创了如传媒听说的融合的时代。其实这并没什么新鲜，爵士乐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融合其他的音乐。它融合了西非旋律，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曲，清教小调，欧洲古典音乐，歌剧，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歌，印第安人山歌，法国乡间舞曲，奴隶歌，铁路工人歌，田间的歌，教堂圣歌和布鲁斯。黑奴对白人宗教和音乐作了独特的改造，当这种改造的音乐在20世纪初和非洲遗产融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以身体摇摆为主的雷格泰姆音乐。雷格泰姆音乐也从经典的钢琴音乐吸收营养，如肖邦和美国的戈特沙尔克（LouisMoreauGottschalk）。其实雷格泰姆与戈特沙尔克的亲缘关系甚于它与爵士的亲缘关系。雷格泰姆最突出的风格是黑人吸收了曾风靡美国南方和西南方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进行曲。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帮助形成了独特的，与欧洲音乐全然不同的音乐。
而美国美术受到马蒂斯、毕加索、达利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了。美国艺术家从杜尚那里汲取了现成取材的灵感。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莫奈和欧洲的抽象表现主义对美国年轻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文化向世界各种思潮开放，汲取其有生命力的内容，从而构成了它自己生命力的一部分。大部分纽约画家沉醉于毕卡索和米罗，阿道夫·哥特利布却对马蒂斯的色彩感兴趣。他在亚利桑那州画了一年。他的关于仙人掌的静物写生成为他日后的“绘画文字”的序曲。他的作品《旅行者归来》具有一种优雅的象征主义的主题，这种主题基于分割的人的和自然的形体。绘画文字的神秘的形象令人想起古代的象形文字。博斯（Bosch）是第一个捕捉到美国情境的艺术家。波普艺术在早先的美国艺术中已有先锋，如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Davis）的肥皂箱和香烟盒的静物写生，库宁的有肥大乳房的梦露的画，德穆斯（Demuth）的富于讽刺意味的标题，马什的百老汇大帐幕。所有这些都表达了美国梦的狂乱的幻影和美国生活中令人困惑的庸俗。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不断地吸纳世界各地的头脑和文化。这种吸纳使美国文化总是处于一种演进的过程之中，它不断地吸收诸文化的优点，并使这些优点成为自己文化组成的有机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文化开放性，使美国文化成为近100多年来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一支生气勃勃的、不断进取的、不断自我调适的文化力量。
美国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验性。无论是学者、科学家、思想家、作家还是艺术家，不囿于其领域内传统的固有的模式，而从事创造。他们追求新奇的形式与内容，全然不顾客观与世俗的观点与要求。在美国艺术中，艺术家试图实验了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色彩，新的视角。20世纪50年代，行动画家强调蘸满颜料的画笔横扫画布的画面效果，同时出现了洒满画面的滴色画。凯奇鼓励艺术家破除生活和艺术的界线。他认为噪音也是音乐，攻击那些预先设定艺术作用、含义和内容的观点。他否认主观经验与客观的关系，谴责音乐应该让听众享受的观点，认为音乐能够享受它自身的每一分钟价值就够了。凯奇以他的戏剧性的《4分33秒》实践了他的思想。作品分为3部分，任何一个或组合的乐器都可演奏。每一部分冠之以“I”“II”“III”，并附有一个字“休止”。钢琴家走上舞台，坐在琴凳上，启开琴盖表明音乐开始，盖上琴盖表明音乐结束，什么也不演奏。凯奇和50、60年代的纽约学派完全改变了作曲家与演奏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实验性在美国音乐家身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扬在他的《1960作品第10号》中，整个作品就一句话：“画一条直线，顺着它往前。”他的《弦乐三重奏》，一部50分钟的作品，只基于4个音符（G，C＃，C和D），而扬认为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和弦”，他是从电话线上听到的。他崇尚新达达主义，认为真正的音乐随着内心世界的博动而博动。
美国艺术家在爵士乐中所表现出的实验性最是淋漓尽致了。爵士乐的旋律中含有非律的因素。这使爵士乐成为一种独特的不同于欧洲艺术音乐的音乐形式，如斯科特·乔普林（ScottJoplin）的《枫叶雷格》。爵士乐以它独特的吹奏乐，如喇叭、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和弦乐，如吉他和小提琴的音色而与其他音乐不同。爵士喇叭手，如阿姆斯特朗、吉莱斯皮（Gillespie）、克里福特·布朗（Clifford Brown）本身都是作曲家。吹乐手把乐器作为人的声音的延伸，作为乐手人格的表述工具；他们实际上在表述自己。
说到底，美国文化的实验性（在政治文化上，它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精神）就是它的一种不断探求、不断更新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实验精神与传统、守旧以及保守相对的。可以说，美国文化的实验精神是美国文化的生命线，没有实验精神，就遑论美国文化了。虽然实验性有可能带来好的与坏的结果。但如果不实验，不实践，何以知道其好其坏？正是实验，正是美国文化中的自我调适，好的持续了下去，而坏的被摒弃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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